从CJ-1高性能教练机上，鸟瞰云层下时隐时现的大地山川，回首飞院之行，我不禁轻轻吟出海子的诗句：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!

参加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期间，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郑孝雍校长、朱勇书记等领导轻车简从，用时半个多月，横跨四川、河南两省六地市，在该校各分院、航站、模拟中心等单位，就教学训练、科学研究、人才培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调研。在这次随行采访中，记者被飞行学院围绕“提高教学质量，确保持续安全、办人民满意的特色大学”这个学习实践活动主题，形成的团结、繁荣、稳定景象所感动。

截止到6月30日，2009年飞行学院已经完成飞行训练141500小时，其中，飞机训练107900小时、模拟机训练33600小时。训练高峰时期，学校日出机量达到102架，日飞行训练近1000小时，而且在这样的繁忙景象下，保持了持续、完整的大纲符合度和较好的安全态势。

那么，形成这种局面的神奇力量究竟是什么?

历史的记忆

在中国民航飞行学院采访，让记者感受尤深的是，凡提及建设与发展，“以飞为主，综合发展”这个命题始终不容回避。

始于1998年，以合并、扩招为标志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，到了2000年已如疾风横雨席卷了整个华夏大地。正是在这一年的5月，郑孝雍和朱勇走马上任，引领飞行学院走上了“以飞为主，综合发展”之路。

这一战略的实施，意味着飞行学院将走进新的学科领域。而在2000年以前的44年中，飞行学院主要是按照国家民航局下达的计划培养飞行员和管制员，并能从民航局和航空公司获得相对稳定的收益。

背靠这样的大树，飞行学院为什么还要向陌生的学科领域发展？

“这不是学校想不想的问题，而是大势所趋。”谈到这场改革的起因，飞行学院郑孝雍校长和党委朱勇书记都曾这样告诉记者。

他们所说的大势，一是指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。即通过学科建设，让飞行这一主干专业与其它的民航专业、非民航专业相互渗透、相互交叉，并产生共生效应，进而让办学特色更加鲜明、让办学水平不断跃升，让学校更具竞争实力，让教职工在获得成就感、自豪感的同时，更加安心学校的工作。

二是指，1999年发改委与教育部联合下发的《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》。“计划”提出，到2010年实现大学毛入学率15%（“十五”将这一目标提前到2005年）。此后，为促进高等教育良性发展，教育部又规定高校生师比必须保持在16:1到18:1之间，否则，将被处以“红牌、黄牌”警告，并暂停或限制招生。

然而，由于办学单一造成的高职称人才引进难、科技创新能力低、教师队伍成长缓慢和队伍不稳定等问题，一直是困扰飞行学院发展的硬伤。

在一份已经泛黄的统计表上记者看到：2000年，学校有飞行和理论专任教师427人，这当中教授仅有8名，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17人。再对照教育部规定的生师比，在校生人数应为7686名，但实际上，飞行学院的在校生只有2235人。因此，“红、黄牌”制度，便成为高悬在飞行学院上空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

“危险”挥之不去，改革势在必行。

于是，“以飞为主，综合发展”的序曲，在2001年的春天即将来临之际奏响。飞行学院宣布：到2010年，学校的本科专业将发展到18个，在校生规模将达到12000人左右，初步形成以培养民航飞行员为主，理、工、文、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，并可以在主干专业开展研究生教育。

改革的力量

9年过去了，在“以飞为主，综合发展”的热气熏蒸下，飞行学院大楼在增加，绿地在扩展，办学规模在扩大，基础设施越发坚挺……

截止2008年，在教职工总数与2000年基本持平的情况下，学校现有各类教师1000余人。其中，专任教师700余人，实训教师280余人，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400余人（含国家功勋飞行员、一级飞行教师、高级工程师和副研究员），有博士、硕士学位的中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75%以上。他们当中有国际民航组织专家组成员、民航特聘专家和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教授、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。

2008年，学校录取新生超过3000人，其中本科学生2394名，研究生30名，工程硕士104名，各类在校生达14253名；年科研经费近2000万元；目前，学校开设有19个本专科专业，可以在8个方向开展研究生教育，其教学覆盖了民航运输所有领域。飞行学院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多科型万人大学。

罗映光，中国高校思政研究会理事、四川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会会长，博士生导师。日前，他代表四川省教育厅对飞行学院“思想政治理论基础课”进行督查时表示：“从单专业孤军奋战的办学格局，到‘以飞为主，综合发展’的确立，可以说是飞行学院在认识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方面的一次飞跃。”

罗映光认为，当今前沿学术或重大研究课题，往往需要不同学科、不同专业，集成攻坚才能完成，而由于传统的单学科、单专业办学所涉领域狭窄，既不适应重大课题集成攻坚，又不利于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，更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。

罗映光举例，目前，飞行学院有“思政课”专任教师27名，其中正高8名，而且全部是在学校良好的教学科研环境中成长起来的。如此雄厚的师资力量，在川内高校中并不多见，或许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“以飞为主，综合发展”的力量。

主业的提升

事实上，飞行学院的变化远非如此。

9年间，学校还创造了“诸多世界第一”：学校训练飞机的性能、数量居全球同类院校之首；年飞行训练量居世界第一；开展MPL试点，探索与开发全球性的高端课程处于世界的最前沿……

李勇军，1979年考入飞行学院，现任学校广汉分院院长。30年间，他亲眼目睹了自己工作的学校从1000多名在校生发展到上万人的规模，年飞行训练量从2万多小时，上升到5万多小时，再到今天的近20万小时。

在李勇军看来，2000年至今的9年，是学校最重要的转型、发展期，其显著特征是内涵发展与外延扩张并举。而在飞行训练方面主要是依靠“训练组织模式创新+提高飞机和机场的利用率”，来实现培训能力的提升。

比如，学校实施“4＋2”训练模式（工作4天，休息两天），实现了人员休息飞机不停的训练格局，提高了飞机和机场的利用率；比如，飞行大队由9个发展到12个，在广汉、洛阳、绵阳分院均实行初、中、高一体化训练，训练出口由1个发展到3个；再比如，ADS-B引进后，通过调整飞机的飞行间隔，提高了空域利用率，同时，学校大力组织转场训练，积极为本场训练挤出了更多的空域资源。

颇具象征意味的是，学校在加快发展的同时，推出了包括飞行小时费和超任务奖等在内的一系列改革。虽然这些奖励的力度与航空公司相比，尚有一定差距，但是当经济的杠杆一经引入，这一所蓝天大学终于暴发出空前的能量。

到2005年，当中国民航对飞行员的需求迅速增大时，飞行学院已经不动声色地从一所“学科单一的行业高校”成功转型为“以飞行训练为主，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大学”，较好地满足了民航发展对人才的需求。据李勇军估计，到2009年年底时，学校的飞行训练量将超过19万小时，比1980年时多飞行17万小时以上，比2000年时多飞行14万小时以上。

如此巨大的飞行训练量，飞行学院有无盲目冒进之嫌？在采访飞行学院郑孝雍校长时，记者冒昧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。

“学校近20万小时的年训练量，是留有安全余度的。目前，学校训练能力的提升一是得益于训练组织模式创新，二是得益于ADS-B先进的管制设备，三是得益于训练质量的提高和学生单飞、机长培训时间的快速增长。”郑校长如是说。

他告诉记者：学校现有飞行人员306人，其中，直接从事飞行教学的一线飞行人员207名。考虑到教学训练的劳动强度和天气、空域资源、寒暑假、双休日、飞行准备等因素，按每年10个月、每名教师月均飞行80小时计算，207名一线飞行教师一年的总飞行时间应达到165600小时，如果加上6万小时以上的学生单飞和机长训练时间，学校年飞行总量应超过22万小时。

“目前，学校有各型教练机234架，其中，塞斯纳-172飞机102架，月均利用率103.4小时；小双发23架，月均利用率77.6小时；TB-200飞机37架，月均利用率86.97小时；奖状飞机7架，月均利用率78.3小时……从这一组数据中不难看出，我们学校的飞机的利用率处于中位偏低水平。”

郑校长又用飞机的利用率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观点，他认为，“只要空域资源充足，以学校目前拥有的资源，培训能力仍有潜力空间。”同时，他也表示，进一步加强飞行、机务和空管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，将是确保训练质量和持续安全十分重要的支撑点。

责任的使然

如果没有“以飞为主，综合发展”的改革大潮，飞行学院的培训能力提升和办学结构调整，可能会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平稳进行下去。但是，当飞院人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积极投身其中时，学校也由此跨入了建校以来综合实力提升最快、校园环境变化最大、教职员工幸福指数增长最显著的新时期。

2009年4月，民航局局长李家祥在飞行学院进行了为期7天的调研后，对飞行学院班子作出了这样的评价：“飞行学院班子是一个有工作成绩的班子，是一个干事的班子，是一个团结的班子，也是干部职工认可的班子”。

记者在同飞行学院干部职工的交谈中，也得到三个深刻印象：一是班子成员工作能力强，政策水平高，能够齐心协力、同心同德的干好党委安排的每一项工作；二是校党委班子是一个想干事、能干事、会干事和不断创新的班子；三是校党委班子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都能够廉洁勤政、严格要求自己，维护了党组织在教职工中的良好形象。

那么，飞行学院的领导班子为什么能有工作成绩？团结靠的是什么?干部职工为什么认可这个班子？

记者曾向郑孝雍和朱勇提出两个问题：上级领导、社会学界和学校教职工都十分认可班子的工作，你们在工作中遇到过阻力吗？班子成员之间出现意见分歧时怎样处理？郑孝雍坦率地说：“我们学校曾经是只能培养民航飞行员和管制员的专业院校，可是，当经济社会的发展让学校在民航飞行培训领域‘一校独大’的时代一去不回时，我们才发现，建校几十年来，学校仍然受制于学科专业单一、服务面狭窄的束缚。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剧，学校所占的飞行员培训份额不断缩小，生存环境受到严峻挑战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党委不去带领教职工搞建设、促发展，改变面貌，还对得起上级组织和教职工的信任吗？这么考虑问题，一种历史责任感和迫切感就油然而生，与此相比，个人得失和个人的怨气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而朱勇则说“飞行学院作为一个社会团体而存在，各种矛盾同样会反映到学校各级班子里来，当然，学校班子成员也有意见分歧与争鸣的时候。但是，我们有一个基本出发点：学校的决策要对3000余名教职工群众和上万名学生负责，要对中国民航的人才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负责。”

好一句“对3000余名教职工群众和上万名学生负责，对中国民航的人才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负责。”透出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！

的确，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团体的变革，总是始于生存环境面临危机的时候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回顾2000年以前，飞行学院在学科建设、办学规模、培训能力、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和当时所处的境地，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学校确立“以飞为主，综合发展”的真正原因！

这是一次难忘的采访，当这篇稿子落笔之际，记者想到了郑孝雍校长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岁月如梭，除了思想，没有什么能追赶上它的步伐。而发展，永远是逆水行舟。”